一面是政府之說：
临时执政令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
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殊堪痛恨。查该暴徒等，潜伏各省区，迭有阴谋发见，国家秩序，岌岌可危。此次变乱，除由京师军警竭力防卫外，各省区事同一律，应由该各军民长官，督饬所属，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徐谦等，并著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此令。……
政府文件：……但徐谦等乃于本日午前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假抗争外交为词，在天安门召集开会，散布共产传单，昌言不讳，并指挥议决，有解散执政府卫队．逼段执政下野，驱逐八国公使出国等种种谬妄条件。正拟查明禁止，突于午后一时十一分，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执枪棍，闯袭国务院，高呼敢死队前进，并有抛掷炸弹、泼灌火油等举动。守卫军警向之拒绝，即遭辱骂，并被心此宪兵—名，伤警卫司令部稽查一名，警察一名，卫队多名。各队以正当防卫，暴徒亦死伤多名，又当场夺获暴徒手枪数枝，似此聚众谋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
一面是教材和教材周邊：
本國的政府門前是死地……為中國計，覺悟的青年應該不肯輕死了罷。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而這請願也還是暴動，做證據的有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姑勿論這些是否群眾所攜去的東西；即使真是，而死傷三百多人所攜的武器竟不過這一點，這是怎樣可憐的暴動呵！
嗚呼，人和人的魂靈，是不相通的。
墨寫的謊言，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劉半農一首“嗚呼三月十八日，北京殺人亂如麻！養官本是為衛國，誰知化作豺與蛇”，今日讀來，依舊左耳鍠鍠，右耳鎗鎗。
一面是易于被忽略的事实：
还有两个十五岁的中学学生，二中的周正铭，艺文中学的陈时棻；
还有一个十六岁的汇文学生，一个十七岁的的大同中学学生和一个十七岁的铁路工人。
一面是课本注释说：
〔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指林学衡、陈源等人的言论。林学衡1926 年3 月20 日在《晨报》上发表《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诬称爱国青年“激于意气，挺（铤）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指责请愿领导者“驱千百珍贵青年为孤注一掷……必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陈源在1926 年3 月27 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诬蔑遇害的爱国学生“莫名其妙”“没有审判力”，因而盲目地被人引入“死地”，并且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说他们“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
一面是《闲话》:
这次死伤者之中，妇女小孩占了一部分。我想，要是以到会的人数和死伤者来做比例，妇女小孩的死伤率一定比男子高得多吧。她们身小力弱，经不起惊吓，据说有许多是在仓皇奔走中多被群众挤倒后踏死或踏伤的。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虽然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你们目下还算不上“匹夫”，这责任也不妨诿一诿，等你们成了“匹夫”，再来担当吧。这话自然特别对他们的父兄，尤其是他们的师长说的。对理性没有充分发展的幼童，勉强灌输种种的武断的政治或宗教的信条，在我看来，已经当得起虐待的名字，何况叫他们去参加种种他们还莫明其妙的运动，甚而至于像这次一样，叫他们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的苦！做父兄，尤其是做师长的，也不能因为他们自己愿意去，便不加劝阻禁止，不能因为他们愿意去，便脱卸自己的责任。他们还没有审判力，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意志。父兄师长们对于孩童们乱吃东西，尚且恐怕他们生病，加以劝阻禁止，何况参加关系重大的国事呢？
我遇见好些人，里面也有率领小学生的中学教员，他们都说，那天在天安门开会后，他们本不打算再到执政府。因为他们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又宣读了李鸣钟的来信，说对于这一天的运动，军警当妥加保护，所以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谁知道执政府门前立了五排执枪背大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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