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必下第二單元研習任務，談及現當代文學，有如下說：
二 现当代文学是近百年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变革发展的曲折历程，在表现 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方面有着独特的贡献。研读本单元课文，回顾初中以来学过的相 关文章，再拓展阅读一些现当代作品，从下列任务中任选一项，在老师指导下举办一 次“现当代文学读书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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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之一是“感时忧国”，作家的目光更多地凝聚在国家命 运和人民悲欢上。你是否赞同这种概括?联系自己读过的现代文学作品，特别是 本单元作品，作出你的判断并说明理由，与同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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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本单元作品，感受不同作家各自的创作风格。任选一位你喜欢的作家，再拓 展阅读他的一些作品，从写作理念、艺术特色、语言风格等方面选择其一，深入 思考，谈谈你的认识，全班研讨交流。
最初讀到有人说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之一是“感时忧国”，就覺得詭異。雙引號直接引語，前面竟然是一個“有人”，這操作無疑有悖學術基準。但直接罵編者傻子無疑也是傻子纔做的選擇，編者真不傻，甚至，其實還蠻聰明。原因很簡單，感時憂國四字，來自不能不說，卻又不能說的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
不能不說，是因為其學術成就，在現代文學小說評論上，影響力著實扛鼎；卻不能說，是因為僅“反共”二字，書內就出現了35次。再正經的學術討論，有這頻次的這個詞，編者怎麼提嗎⋯⋯
於是，兩相為難多方考量後，教材編者特別技術且藝術地處理成了兩個字：“有人”。
漢語神奇！但，我依舊噁心！
教育確乎於一些需要避諱，但，這個乃至這類，個人從來不認。我黨神武偉大著呢，哪裡懼怕蚍蜉撼樹呀？據泰戈爾說，大的不怕與小的同行，但中的，很怕。我黨，難道是中的？不應該呀。
所以，姑且視為編者自我閹割吧。
去年這節時和學生淺翻過全書，今日又涉，重新翻過，再標黃標註些。個人對評論向來不感冒，有閒暇自當品原著，但既教材牽扯，且高考整本書有關魯迅沈從文，姑摘擇相關，且共讀賞：
第二篇附录《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曾受到广泛的征引及讨论，堪称是文学批评界过去三十年来最重要的论述之一。原英文标题中「Obsession with China」（感时忧国）一辞由夏首先创用，现早已成为批评界的常见词汇了。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结论里，他列举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四人为其中佼佼者，因为他们的作品显现「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
夏所推荐的四位作家中，张爱玲与钱锺书在五〇年代的文学史里，皆是默默无闻之辈。
由于夏的推荐，张爱玲及钱锺书的声名在六〇年代急涨直上。过去三十年来张爱玲在台港及海外尤其大受欢迎，声势之盛，直追人民共和国前期治下的鲁迅；而八〇年代以来，「张爱玲热」也席卷了大陆文坛。但如上所述，有鉴于五〇年代中共文艺气氛，夏对沈从文及张天翼的诠释，才更耐人寻味。夏虽然坚守反共立场，却能欣赏张对国民党时期社会的挞伐。如果他只是五〇年代美国政治风向的追随者，他大可不必如此煞费周章的推崇一位左翼作家，尤其是一位卓有文名的左翼作家。沈从文的例子亦复如此。大陆解放之后，沈被目为反动作家，并因此一度企图自杀；之后沈放弃写作事业，以为无言的抗议。在沈被两岸史家评者刻意忽略、湮没的年月里，夏是少数记得他并赋予极高的评价的知音。
以上序言，以下正論：
文学革命的初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国人对人文主义的浓厚兴趣，认为人的尊严，远远超过他作为动物和市民的需要之上。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适大力倡导个人主义，要把国人从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篇文章得到热烈的反应，而易卜生也成为西方作家中被大量翻译成白话文最早的一个。《傀儡家庭》中的娜拉，成了当时中国青年最热门的话题。
虽然新诗和话剧在文学运动的初期成就不尽如人意，但是短篇小说一开始却是非常成功的。给这一类型文学奠下基础的是鲁迅。他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狂人日记》，纯熟地运用了西方小说的技巧，与中国传统的说故事方法完全两样，因此可以称为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始祖。
鲁迅是中国最早用西式新体写小说的人，也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现代中国作家。
这种殊荣当然是中共的制造品。在中共争权的过程中，鲁迅被认作一个受人爱戴的爱国的反政府发言人，对共产党非常有用。甚至于从未轻易赞扬同辈的毛泽东，也在一九四〇年《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觉得应该向鲁迅致以最高的敬意：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故乡》这篇小说的隽永，颇像一篇个人回忆的散文。事实上，《吶喊》集中有几篇根本不能称为短篇小说。《社戏》便是一篇关于作者儿时的美妙叙述。
《吶喊》集中的最长的一篇当然是《阿Q正传》，它也是现代中国小说中唯一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然而就它的艺术价值而论，这篇小说显然受到过誉：它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这些缺点，可能是创作环境的关系。鲁迅当时答应为北京的《晨报》副刊写一部连载幽默小说，每期刊出一篇阿Q性格的趣事。后来鲁迅对这个差事感到厌烦，就改变了原来计划，给故事的主人翁一个悲剧的收场，然而对于格调上的不连贯，他并没有费事去修正。
《阿Q正传》轰动中国文坛，主要因为中国读者在阿Q身上发现了中华民族的病态。阿Quei（这个名字被缩写为阿Q，因为作者故弄玄虚，自称决定不了用那一个作quei音的中国字）是清末时中国乡下最低贱的一个地痞。从他屡次受辱的经验里，他学到了一个法则：被欺侮的时候感到「精神胜利」，而遇到比他身体更弱小的人，他就欺凌对方。但是因为大部分的村人都比他健壮，经济情况比他好，阿Q就只好生活在自我欺骗的世界里，任人侮辱，每遇到不如意的事，他就自己打气，在失败面前装作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在中国读者心目中，这一种性格，是对于国家近百年来屡受列强欺侮惨状的一大讽刺。
《阿Q正传》对于中国近代史尚有另一层的讽刺意义，阿Q最后被处死，因为他急于参加革命。在他树敌于村中的首富之后，他流浪到城里，与一群小偷为伍，于是听到了推翻满清的革命传闻，此后他每次回到村中贩卖他偷来的东西，就大吹大擂地谈到革命，好像他亲自参加过一样。他这样做，一方面为了自我标榜、重振声威，另一方面也想去恐吓那些虐待过他的地方绅士。他自称是革命分子，因为他微微地感觉到革命可以立新权，也可以了旧账。然而最妙的是当革命党进了村子以后，反而与当地士绅联合把阿Q以抢劫案治罪。这个无辜无助的人物，虽想依靠革命党人，他们竟能与士绅勾结而把他摈斥于革命行列之外。鲁迅在此把阿Q之死与辛亥革命的失败连在一起，认为革命丝毫没有改善穷苦大众的生活。他把小说的读者也斥为同犯，并且暗示将来当世界上所有的阿Q苏醒以后，他们所作所为的可能性。由此看来，这个故事的主人翁非但代表一种民族的弊病，也代表一种正义感和觉醒，这是近代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关心的一点。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老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161]像其他许多现代中国作家一样，沈从文出身虽然贫苦，但总算是个书香门第，绝非乡巴佬。但他既自称「乡下人」，自有一番深意。一方面，这固然是要非难那班在思想上贪时髦，一下子就为新兴的主义理想冲昏了头脑，把自己的传统忘记得一干二净的作家。第二方面，他自称为「乡下人」，无非是要我们注意一下他心智活动中一个永不枯朽的泉源。这就是他从小在内地就与之为伍的农夫、士兵、船伕和小生意人。他对这些身价卑微的人，一直忠心不贰。
直到他廿岁突然想到北京去读书，准备将来从事写作为止，沈从文的生活，可说与那个当时正受西方精神和物质影响下的中国毫无关系。沈从文一九〇二年出生，湘西凤凰人，祖父沈洪富，「二十二岁左右时，便曾作过一度云南昭通镇守使。同治二年又作过贵州总督」。他的父亲和叔伯辈都做过军人，但却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由于他父亲在他童年的大部份时间中，都驻守在北京，因此对他也疏于管教。他常常逃课，在家乡附近到处游山玩水，也因此看尽了人生和自然百态。有关这一段的生活，他在《从文自传》（这本自传实在是他一切小说的序曲）这样写道：「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淋以后放出的气味，要我说来虽然无法用言语去形容，要我辨别却十分容易。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刺进牠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拨剌的微声，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
十三岁那年，「将军后人」的沈从文，征得母亲同意，进了在当地举办的预备兵技术班。他在班里学不到什么军事知识，却跟一个名叫「藤师傅」的老教头交上了朋友。这个藤师傅好像是一个从侠义小说跑出来的人物，真是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难怪十三岁的沈从文，对他敬佩异常。约摸过了两年，沈从文得到当事人的许可，得用补充兵的名义，驻防辰州（沅陵），四个月后又移防到怀化。在这个小乡镇里耽了只不过一年零四个月，他却看过七百个人被砍头。后来，他追随着各个不同的部队散布到湖南、四川、贵州各地方去。除了军职以外，他还做过警察局的文书，管过税务，也做过报馆的校对。
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虽然我在书里讨论了有代表性的共产党作家，并对共产党在文艺界的巨大影响力作详细的交代，可是我的目标是反驳（而不是肯定）他们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看法。
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大概只有四个人凭着自己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他们是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
附录二 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
• 丁福祥、潘铭燊 译 •
始于一九一七年文学革命的「新文学」，在一九四九年中共立国时告一段落。这一时代的特色，是语体文的普遍采用，吸收西洋文学的格调和写作技巧，因此和前代的作品，截然不同；和继起的中共文学，也大异其趣。诚然，中共作家直至目前，无论在语文运用或文体结构方面，基本上仍是承袭前代遗风，就这一点来说，实在看不出新文学与中共文学有什么重大的相异之处。但那个时代的新文学，确有不同于前代，亦有异于中共文学的地方，那就是作品所表现的道义上的使命感，那种感时忧国的精神。当时的中国，正是国难方殷，企图自振而力不迨，同时旧社会留下来的种种不人道，也还没有改掉。是故当时的重要作家无论是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或散文家——都洋溢着爱国的热情。在本文里，我只以小说为例，来证明我的说法。
中国人向来以人道文化的继承者自居，遵循儒家克己服礼、仁政爱民的教训，实现佛家恩被万物的理想。但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长期的丧权辱国，当政者的积弱无能，遂带来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作家和一些先知先觉的人物，他们所无时或忘的不仅是内忧外患、政府无能；不管中国的国际地位如何低落，在他们看来，那些纷至沓来的国耻也暴露了国内道德沦亡，罔顾人性尊严，不理人民死活的情景。大陆变色后，中共在国际舞台上，声势嚣张，俨然以强国自居，作家过去因为国难而耿耿于心的屈辱感，似乎一扫而光了。其实不然，今天他们目睹自己的同胞，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过着更艰苦的生活，对于人间苦难及每下愈况的情景，一定仍会绕萦于怀，只是无法表达出来而已。在中共政权下，文学一改本来面目，作品只是执政党宣传政绩的工具，二三十年代那种对时局批判的精神已荡然无存。不过，间中亦有不少作家及批评家，甘冒生命的危险，贯彻人道主义文学的精神，针砭现实，大声疾呼，足证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福乐，仍然非常关切。即使从世界文学的眼光来看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探讨。表面看来，笔者好像过份强调中国现代文学勇于自责的精神，因为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现代，不过是因为它宣扬进步和现代化不遗余力而已。例如晚清的知识分子严复，渴望中国能够模仿西方国家的政制，学习西方的科技。史华兹教授(Professor Benjamin Schwartz)曾著述专书，研究严复的生平，书名《富强之路》(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正好充分表现出严复要积极导致中国富强的理想[383]。在一九一九年，《新青年》的主编、其后又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的陈独秀，以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384]，为新文化运动辩护。近代的中国作家，非常向往于富强、民主，而又在科技上有建树的新中国。共产主义的信徒，以为他们所信奉的，比民主政体更进一步，认为他们梦想中的无产阶级社会已隐含了民主的理想。在中日战争期间，毛泽东竟然巧立名目，作《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哄骗很多中国人，接受他的共产主义。
中国爱国志士所梦寐以求的理想，当然也是现代西方文明致力的目标。但是，西洋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品却对西方文明所代表的富强，表示反叛；它们着重描写个人精神上的空虚，且攻击现代社会。黎昂卢•屈林(Lionel Trilling)在《论现代文学的特色》(On the ModernElement in Modern Literature)这篇精辟的论文中，指出这种特色实表示西方文化「对文化本身的失望」。他说：「依我的看法，现代文学——至少是那些最有代表性的现代文学——的特色，便是对文明本身所抱沉痛的仇视态度。」[385]他列举现代文学精神上的先导者，如尼采、富瑞塞(Frazer)、佛洛伊德，和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品，如《地下室手记》(Notes form Underground)、《黑暗的中心》(Heart ofDarkness)、《伊凡•衣列茨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tch)、《在威尼斯的死亡》(Dead in Venice)等作品为例，阐释现代文学那种精神昂扬的叛逆意识，歌颂人类非伦理的原始天性，对西方文化的道德、宗教基础，表示极大的怀疑，甚至要完全摒弃。虽然屈林在这问题上，未作进一步的申述，但他一定会同意：现代人所处的环境是冷酷无情的，因此会产生这类充满虚无主义，和非理性的文学作品。
现代的中国文学，既隐含对民主政制和科学的向往，故就屈林的释义，与现代西方文学并无相似的地方。现代的中国作家，不像杜思妥也夫斯基、康拉德、托尔斯泰、和托马斯•曼那样，热切地去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但他们非常感怀中国的问题，无情地刻划国内的黑暗和腐败。表面看来，他们同样注视人的精神病貌。但英、美、法、德和部份苏联作家[386]，把国家的病态，拟为现代世界的病态；而中国的作家，则视中国的困境，为独特的现象，不能和他国相提并论。他们与现代西方作家当然也有同一的感慨，不是失望的叹息，便是厌恶的流露；但中国作家的展望，从不踰越中国的范畴，故此，他们对祖国存着一线希望，以为西方国家或苏联的思想、制度，也许能挽救日渐式微的中国。假使他们能独具慧眼，以无比的勇气，把中国的困蹇，喻为现代人的病态，则他们的作品，或许能在现代文学的主流中，占一席位。但他们不敢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会把他们改善中国民生、重建人的尊严的希望完全打破了。这种「姑息」的心理，慢慢变质，流为一种狭窄的爱国主义。而另一方面，他们目睹其他国家的富裕，养成了「月亮是外国的圆」的天真想法；不过，中国文学作品尽管自外于世界性，但若作家能透彻地描写中国的困厄，则他们的作品，和西方文学的佼佼者，在精神上也有共通的地方。
在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前，中国人就算在异族统治下，也怀着唯我独尊的文化优越感，每当异族入主中国的时候，儒家思想的士大夫，满怀复国的决心，鄙视入侵的蛮族。但当局势稳定下来以后，鄙视异族的观念也就慢慢消失，士大夫照样事奉新朝。根据中国传统史家的看法，一个朝代的灭亡，是由于佞臣当道，君主昏庸，当政者未能力行儒家仁政爱民的政治理想所致。因此，儒家的政治理想，从未成为作家笔下的讥讽对象。根据这种理论，儒家的政治理想，异族朝廷也可照样求之实现。正如西方古典文学一样，中国传统文学的讽刺对象，只是那些违反圣贤遗教、社会法则的人物或风俗而已。
《镜花缘》是十九世纪初期的作品，可以作为鸦片战争前中国讽刺小说的代表。作者李汝珍（约一七六三至一八三〇）观察敏锐，思想脱俗。书中唐敖、林之洋诸人游历了很多虚构出来的国家，见到的各种奇风异俗，不但影射当时的中国，且有移风易俗的作用。例如在君子国中，卖商不断降低价格，而购买者以为既然物有所值，理应付出更多的金钱，才肯拿走货物。这是对中国或其他地方商业交易的讽刺。唐林诸人拜访君子国两位长者，一名吴之和，一名吴之祥，份属同胞兄弟。两位长者问及中国种种荒诞的习俗，缠足为其中一例：
吾闻尊处向有妇女缠足之说，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当此之际，夜不成寝，食不下咽，种种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为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于死，故以此法治之；谁知系为美观而设，若不如此，即为不美。试问鼻大者削之使小，额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谓为残废之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即如西子王嫱，皆绝世佳人，彼时又何尝将两足削去一半？况细推其由，与造淫具何异？[387]
许多章回以后，林之洋在女人国被俘为国君的后宫，备受了缠足的苦楚。这样，作者以戏剧性的手法，把吴之和对缠足的批评，表现得更淋漓尽致。不过，即使在批评中国最不人道的习俗时，李汝珍仍保持中国读书人固有的自尊，认为这些恶习系由于乖离了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之故。在《镜花缘》里，作者谓吴氏兄弟是泰伯之后。泰伯是周文王的伯父，又是一位圣贤，让位于其弟而逃抵尚未开化的吴境，教化当地人民。故此，吴氏兄弟所处的君子国，人民仍力行周室肇创期间的宏风。吴之和揉合儒、道二家的观念，反对缠足。庄子若在，也许会同样提出「鼻大者削之使小，额高者削之使平」的反问句吧。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满清式微之际，产生另一重要的讽刺作品《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一八五七——一九〇九）与李汝珍一样，不拘泥世俗，对各项杂学，都感兴趣。但生当晚清，颇受西方思想的熏陶，曾试办不少现代化的实业，可惜都半途而废。在《老残游记》中，他以睿智仁爱的儒者立场，指责暴虐无能的贪官污吏，深恐逼近眉睫的革命，会带给中国无可挽救的创伤。对贫苦大众及在苛政下喘息的良民，刘鹗表示极大的同情，显示他对人道主义的尊崇。虽然他的思想是儒家的，但也隐约看出西方思想的影响。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老残游记》有其晚清小说的特色（与《镜花缘》里的讽刺，判然有别）。他把中国喻为一艘破漏欲沉的帆船，备受内乱和叛变的摧残。第一回描写一个奇怪的梦，在梦中，老残和两位至友，在山东海面附近，发现这艘帆船：
船身吃载很重，想那船里一定装的各项货物。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计其数。却无篷窗等件遮盖风日，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车的三等客位一样。面上有北风吹着，身上有浪花溅着，又湿又寒，又饥又怕。看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气象。那八扇帆下，各有两人专管绳脚的事。船头及船帮上有许多的人，彷彿水手的打扮。
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浸入；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彷彿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不知所做何事。由远镜仔细看去，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388]
视为政治寓言，整个梦境殊堪玩味；上面所引的文字，可见作者对中国生死存亡关头的警讽之意。谢迪克教授(Prof. HaroldShadick)将此书译成英文，译笔精确，在附注中他为洋读者设想，点明「二十三四丈长代表一九一一年革命前中国的廿四个行省」，而「约有三丈长的破漏，代表当时的满州」正受「日俄窥伺」；至于「东边的伤痕」指「受英、德虎视眈眈的山东。」[389]在梦境的后半段，叛徒（革命者）正向船主（国君）和舵手（国家的主要臣宰）挑战。这群叛徒，只知贪婪投机，既不能脱船于险，亦不能改善船上搭客（人民）饥寒交迫的困境。老残和他的两位至友，终于乘坐一艘轻快的小艇，向大船驶去，携同「一个最准的向盘，一个纪限仪，并几件行船要用的物件。」但甫上大船，便被全体船员和搭客指摘为「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当他们回到自己的船上，便立刻被大船打来的「断桩破板」击沉了。
老残希望凭借西方的航海工具，以挽救中国于险境。但他绝不抹杀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小说中，他是作者自己的写照，一位有唐•吉诃德式的侠气，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身的仁者。不过，他深信不能单凭教化，以拯救这艘危船。若要帆船脱离险境，船主和水手不但应以仁爱体恤搭客，预先防范叛乱，而且得修补破漏，测定方向，始能把船驶离风浪之外。晚清之际，张之洞力主改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以为中国之新生，固在于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理想，但对儒家经籍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以西方学术弥补。当时不少知识分子风从其说，而刘鹗是其中的代表。在《老残游记》中，主角对历朝束手无策的黄河水利问题，非常关注，正好表现作者对西方科技的重视。
鲁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虽然只比刘鹗年轻二十四岁，但是他的作品，显然属于一个新的时代。他不再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完美无缺的。鲁迅的值得重视，并不在于他率先以西洋文学的风格和写作技巧，从事小说的创作；而在于他的现代观念，凭着他敏锐的观察和卓见，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腐败，赤裸裸地表现出来。早在他还未受共产党吹捧之前，他的作品已吸引很多有识之士。鲁迅的小说，提出了一个问题：假使丧权辱国的责任，要由士大夫和识分子承担的话，生活在浑噩和迷信中的无知百姓，其实也难辞其咎。不过，新一代的青年，或可幸免上一代的悲惨命运，但事实是否如此，鲁迅也不敢下一定论[390]。
尽管刘鹗一生坎坷，比起鲁迅来，他对中国的前途，更具信心。他小说里的主人翁，是一位救世者，担任各种不同的任务。虽然在书中，他尚无机会实行他防止黄河泛滥的计划，但他却是位妙手回春的良医，到处行医济世；又是一位独来独往的游侠，随时准备匡扶正义。至于年轻的鲁迅，在负笈日本学医时，也是满怀希望。但一接触到西方思想和文学后，猛然觉醒，看出医药无法根治国人心灵上的疾病，同时觉得中国若再不奋发图强，便会继续沉沦下去，万劫不复。在刘鹗的时代，严复已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T. H. Huxley'sEvolution and Ethics)[391]，使学者接触到「适者生存」的理论。《天演论》当然鲁迅很早就读了，但他也读了尼采，因之他对中国的看法，与晚清文人不相同。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一切道德教化，嘉言懿行——也就是李汝珍和刘鹗所据以批评社会和朝廷腐化的立足点——只是一种假道学，借以掩饰中国社会的黑暗，这也是后来共产党所谓的残酷封建制度。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一九一八），把中国描绘成一个人吃人的国家，表面上大家满口仁义，骨子里却罪恶滔天。他对中国的控诉，借一个狂人说出来，以减低其激烈程度。下面这段尼采式的劝诫，虽出于狂人之口，却无疑是作者的意见：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392]
我们毋须在中国历史上旁征博引，来证明这项可怕的预言是否属实。最重要的，是在清末民初时，中国社会陷入瘫痪状态，作家也从过去的文化优越感中醒觉起来，重新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一深切的检讨。
中国的国耻、积弱和腐败，启发了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七年间大部份严肃的作品。正如上文所说，这种觉醒反映出作家对人类尊严和自由的向往。如婚姻之事，毋须受父母的摆布，应可自由选择理想的对象；农民、苦力和工人都应得到公平的待遇和合理的报酬。这些描写青年人和穷苦大众的作品，虽能唤起我们的同情心，但在今日看来，未免感情过激。不过，这些作品，有其历史价值，因为它们反映出作家对中国的社会状况的深切体验。在他们看来重重的内忧外患，都是因为中国不争气。因此，闻一多仿何德《衬衣之歌》(Thomas Hood，“The Song of the Shirt”)，写了一首坏诗《洗衣歌》，描写在美国的中国洗衣工人，把他们的屈辱看成是中国羞辱的延长。郁达夫在《沉伦》（一九二一）中，描写一位留日的中国青年，缺乏异性的慰藉，备受思乡病和神经病的磨折，被迫自尽。临终前，他把自己的痛苦，归咎于中国的荏弱：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393]
现代中国小说，虽满纸激愤哀怨，但富于写实。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的一些作家，以忠于写实为务，运用讽刺的笔调，把中国写成一个初次受人探索的异域。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一九二八）、老舍的《猫城记》（一九三二），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他们都是当代的名作家，继承李汝珍和刘鹗的讽寓写法，在其感时忧国的题材中，表现出特殊的现代气息。他们痛骂国人，不留情面，较诸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
沈从文在这幻想小说的第六章，描述阿丽思和兔（在小说里，作者把这兔子写成一位苏格兰绅士，名约翰•傩喜）乘车游览一个中国城市。途中，他们被一位饥民拦途截劫，此「劫贼」毛手毛脚，一看便知是初出道的人。原来他企图借此自投法网，以求一死。细问情由之下，那人的态度也没有初时凶狠，较前大为友善，且说出他一生的不幸，原来他行乞多年，刚在昨天拾到一份被人弃于路旁的报纸，读完一篇写给穷人的文章后，更加强了他的死志。这篇文章题为《给中国一切穷朋友一个方便的解决办法之商榷》，以下是其中一段：
我诚心如像那个作育婴刍议的主教先生全为爱尔兰民族着想才作一个这样忠实稳妥条陈的。其实就照到那个主张，把我们中国所有挨饿父母养的孩子，好好的如那个方法到在生下以后两周年杀死，来按着腌火腿法子，揉上一点椒盐之类，过一月两月，时间已够了，就拏出来用很公道的价钱卖给中国上流人以及对于中国感到友谊感到趣味的外国人，何尝不是一个办法呃。如此的处置中国穷孩子，我敢断定凡是目下口口声声说要同中国「共存共荣」的黄色人，以及其他白人，只要这孩子腌盐时留心一点，莫肮脏，莫损失固有美观顔色，则当无不愿意花一点钱买中国小孩子肉吃的。我们若果实行这个办法，因穷小子太多，恐怕在未曾为他们吃出味道以前销路上不行，则选出一部份是以为他们作童工的留下；在中国上流人方面既有了姨太太、丫头、娼妓，在外人方面又留有童工，……唉，真可以说是一个顶经济的办法！[394]
沈从文后期的作品，风格同斯威夫特迥异，因为他对人性还抱有稳定的信心。《阿丽思中国游记》，从很多角度去衡量，都不能算是一部成熟的作品。但写这部小说时，沈从文发泄他对中国社会的不满，正好成功地利用这篇「育婴刍议」的名文，加强他对社会的刻薄讽刺。但腌杀中国孩子的写法，虽然学斯威夫特的笔调，就其立论，也继承了鲁迅的笔法，把中国写成一个残忍的食人国。在《阿丽思中国游记》的结尾，这位英籍的女主角来到湖南的一个城市，那里每五天便有苗族土著赶集，把他们的女儿贱价卖给汉人，长大后作娼妓和婢女。其中一位三岁大的女童，虚报岁数，歌唱娱人，以提高身价。他的父亲终于卖了她，但只以十块钱成交。阿丽思虽有过人的天聪，但还未知道娼妓这回事，因此怎样也想不到人们买女孩子的原因：
阿丽思觉得，这真怪。把人不当人，来买卖，这倒不出奇。奇怪的是买来有什么用处？人是还得成天吃饭喝茶的一种东西，难道买来家中吃饭喝茶吗？小女孩是只会哭的东西，难道有些人嫌家中清静，所以买一个女孩子来搥打折磨，尽她成天哭，这家庭就有趣味了么？[395]
不过，到这时候，阿丽思已在中国游历够了，便决定回家去。
《猫城记》叙述一位中国机师，失事堕机在一个名叫猫国的火星国度里，给当地一位名叫大蝎的社会名流捉去，以礼相待。机师与主人一同到猫国的首都，观察其中奇异的政治教育制度，后来并目睹它遭受邻国侵略而城破种灭，仅剩下两只惧外媚外的猫，却互相搏斗以致身亡。老舍无疑是以他的同胞做模型，来塑造这些猫，牠们要吃一种麻醉性的迷药，以维持生命，好像中国人要吸食鸦片一样。他们懒惰懦弱、狡猾贪婪、好色败德、惧怕外族，却又要模仿外国人的恶习。身裁矮小的侵略者代表日本人，因为远在三十年代的初期，日人已作吞灭中国的狂想。借着《猫城记》，老舍警告同胞，灾祸已迫近眉睫。所以，此书成为中国作家对本国社会最无情的批评。
书中很多地方，讽刺过于露骨，故后来老舍以为缺乏艺术上的成就，这也许是恰当的[396]。不过，《猫城记》几节最精彩的文字，给人印象，完全不是夸大的玩笑或讽谑。作者在第十五章，刻划一个传统的中国妇人的奴顔卑膝，丝丝入扣。她是一个公使的寡妇，统辖公使家中八位侍妾。除了鸦片以外，公使有中国上流人的一切恶癖。第十五章开始时，老舍描写府第崩坍，公使寡妇独存于瓦砾中，乃向机师发泄她抑压已久的愤恨，逐一咒骂周围的尸首。第一个被公使泄欲的受害者，成为她首先咒骂的对象：
「这个，」她揪住一个死妇人的头皮：「这个死妖精，十岁就被公使请来了。刚十岁呀，筋骨还没长全，就被公使给收用了。一个月里，不要天黑，一到天黑呀，她，这个小死妖精，她便嚎啊嚎啊，爹妈乱叫，拉住我的手不放，管我叫妈，叫祖宗，不许我离开她。但是，我是贤德的妇人，我不能与个十岁的丫头争公使呀；公使要取乐，我不能管，我是太太，我得有太太的气度。这个小妖精，公使一奔过她去，她就呼天喊地。嚎得不像人声。公使取乐的时候，看她这个央告，她喊哪：公使太太！公使太太，好祖宗，来救救我！我能禁止公使取乐吗？我不管。事完了，她躺着不动了，是装假死呢，是真晕过去？我不知道，也不深究。我给她上药，给她作吃食，这个死东西，她一点并不感念我的好处！后来，她长成了人，看她那个跋扈，她恨不能把公使整个的吞了。公使又买来了新人，她一天到晚的哭哭啼啼，怨我不拦着公使买人；我是公使太太，公使不多买人，谁能看得起他？这个小妖精，反怨我不管着公使，浪东西、臊东西、小妖精！」[397]
看了上面一段，读者或会震惊于公使对稚妾的淫虐，而忽略其中更深刻的讽刺。老舍的原意，一方面是描绘公使和中国富人的禽兽行为，蓄妾以泄欲；但最令人痛惜的地方，是这寡妇全盘接受妻子的名份，忽略了自己在婚姻上的地位，更不体会到自己的处境，其实比婢妾更惨。至于那死去的妇人，无论怎样楚楚可怜，到底不是杜思妥也夫斯基笔下那种深受痛苦折磨的无告女子。她起初被公使肆虐，捱不住肉体的痛苦而呼救；但当她年纪渐长时，已不再害怕，而要求性的满足。后来，她被公使玩腻了，遭受抛弃。她虽被公使蹂躏，至少明白自己对性的饥渴，故公使另结新欢时，她便昼夜啼哭。反之，公使的妻子却受了所谓「上流教育」的余毒，压制人性的要求。她虽冷面无情，也稍具恻隐之心，给那稚妾上药和作食。但她从不干预丈夫的奸淫好色，漠视自己在婚姻上的主权，甘愿身殉名教，其可怜处，较诸侍妾，尤有过之。在当时社会中，她被目为一位「贤德妇人」，而她亦以此自骄于人，当她决定履行所谓「贤德妇人」的职份时，便是她身殉名教的开始。她想来是正派人家的女儿，故婚姻之事，不能自己作主。当她以鄙屑的口吻，叙述那婢女后来的遭遇时，可以看出她也有性的需要；但她的教养，使她把性爱的乐趣，看为男性的特权。因此，要求异性的慰藉，或是与她丈夫日渐增多的侍妾争宠，更是不屑为之。她没有恳求丈夫放过这十岁的女童，就是恐怕被人视为毫无气量的妒妇。尤有过者，在另一段独白中，她分明说出自己能和侍妾共享其夫，更会增加她的光采。她坚持自己那种荒谬的理论，以为丈夫侍妾愈多，愈显出他的财富和权势，而她也因为嫁到这位财雄势大的丈夫，感到无比的荣幸。
当然，她的身殉名教，是有所补偿的。在社会的认许下，她可随意以虐待侍妾为荣；而当侍妾逐一被公使的新欢取代时，她又大可幸灾乐祸一番。不过，到丈夫死后，她才能完全支配这些侍妾。在这方面，她和《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妻子月娘有点相似。不过，月娘倒算慈悲，准许一些侍妾改嫁，或把她们卖了。而公使的寡妇，却严密监视这八个奴婢，要她们死守贞洁，毫无人生乐趣。其次，《金瓶梅》中的月娘，当丈夫在世时，沮丧忧虑，怨天尤人，间中和宠妾金莲吵架，迫得要参禅拜佛，以求精神上的慰藉。而公使的妻子，却毫无怨言，故比月娘更为卑贱，更无人气。借着她那几篇的独白，老舍把这位公使夫人的一生，描绘得惨绝人寰。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年的对日抗战开始。战争爆发前一年，「国防文学」的口号已引起一场论争。这是共产党创造的口号，借此推行它的统一战线政策，以拉拢写作界的爱国分子到它的阵营。不过，即使没有这些宣传，很多作家也会相继声援抗战，歌颂战争英雄，以振奋人心。《猫城记》的作者老舍，亦热烈鼓吹抗战，写了几个剧本，一部小说和许多诗歌，其文学成就和他早期最好的小说相比，相去千万里，虚枉了他的文学天才。不少有地位的左派及独立作家，过去都批评中国人心理上的病态。现在却一改以前的作风，重新确定中国传统价值，表彰忠勇精神。仅对于凡是危害抗战、影响士气的事情加以讥评。抗战末期，大后方日益腐化，战火破坏后的中国，元气殆尽，贪污和不平等的现象，又再死灰复燃。此情此景，使作家震骇不已，讽刺的笔调又再度抬头。他们仍对穷苦大众和受压迫者，寄予深切的同情，但当时婚姻制度显已改善，不必他们特别加以关注了。
另一方面，这时期的延安作家早已放弃以前大刀阔斧的讽刺笔调，诚恐诚惶地迎合共产党的政策。讽刺的对象，只能局限于汉奸和那些所谓法西斯主义者，对于共产党内的人物，只能批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换句话说，毛泽东统治下的作家，若要以讥评的笔调写作的话，只能自我批评，或攻击那些信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人。早在一九一七年，文学革命的先驱者陈独秀，已鼓吹「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但中共作家，却不断对当政者作谀媚的褒扬。在传统中国，写应制诗文的朝臣往往也是「山林文学」的创作者。这种文学作品，以陈独秀偏见的眼光看来，虽然「迂晦艰涩」，但至少是作者个人的体验。相反来说，谄媚中共的作家，在红色政权下，已失去优游山中或隐逸明志的自由。抗战时以至抗战胜利后的共区文坛，较诸同期的中央政府的大后方，更少讽喻性，缺乏想象力，与现实脱节，题材的范围也缩小了，因而丧失其现代色彩。
一九四九年后，文坛更形惨淡。共产政权初期的作品，读者仍可看到作者自愿支持重建中国的决心，实行富强国家的大计。据笔者所知，当时没有一个作家，不毅然支持中国参加韩战。不过，现代中共作家，对国内同胞的生活，较诸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一向更为关心。中共作家，虽表面上庆幸中国能在国际上重振声威，但他们本身失去自由，目睹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自然为之戚戚于怀。因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谴责的现代作家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也即是要求揭露黑暗、伸张仁爱和正义的写实主义观点——依然继续出现，虽不多见于文艺创作，却在对文学的批评争论中充分表露出来。自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使二十多年来一直维护毛泽东文艺理论的周扬，也被视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揪出来清算了。
中国大陆作家对共产政权持续的反抗，我们屡有所闻。而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作品，能有现代气息和表彰人道主义的，为数虽少，一些学者也曾对这些作品，作了相当扼要的分析[398]。在本文中，我觉得应该注意的是中共初期，为共产党所嘉许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想象特质，因为在这个时期一般作家同政府还算是相当合作的。我仅以杨朔《三千里江山》中的一段为例。这本小说以中共参加韩战为题材，出版时，极受报界赞扬。故事中只有一位低级军官，其出身属于小资产阶级，而全部志愿军，都是舍身为国的英雄，视朝鲜人民如兄弟，对美帝国主义表示无限的憎恨。此书和大部份五十年代的作品一样，仍带有一些个人主义的色彩，在今日鼓动文革的人看来，该是极端反动的。若要加罪的话，可以评判作者死心不息地要建立一个不受共产党控制的快乐「独立王国」。
故事的主人翁，火车司机吴天宝和他任职护士的未婚妻姚志兰，是韩战前线的志愿军，他们舍己为国，无暇相会，结果，男主角终于牺牲在美军炸弹之下。死前，在极度疲乏之下，他曾梦想将来的美景：他想总有一天，光荣退役后，同姚志兰一起过日子等胜利了，他们就要结婚，就要永远在一起，不再离开了。天天工作完了，他们要一个桌上吃饭，一盏灯下学习，星期天，他就不许她死钻在书本里了。他们要一块出去溜达溜达，带上孩子。那时候他们一定有孩子了：一个闺女，一个小子。他拉着闺女，让小姚牵着小子，坐在苏联式大「巴斯」车，呜呜一阵风，去看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
难道这还是梦想么？将来谁不过的是这种生活？[399]
中苏交恶后，这一段文字已成了明日黄花。搞通思想的青年，这几年来就不会想坐苏联式的巴斯车（虽然它也许比中共的更大、更快、也更舒适），也不会想看苏联电影，而苏联电影也多年没有在大陆上映了。就是这位青年和未婚妻幸而获准结婚，也不能每晚在家里同餐——这徒然是奢望而已。即使他们偶然派在同一地方工作，他俩每晚也要参加各式各样的群众集会。他们也不能像美国家庭一样，自己照料孩子。但小说中最尖酸的讽刺，是那张电影的名字：在男主角的梦想中，六、七年之后的所谓「幸福的生活」，也不过是带同家人去看，一部同名的苏联制片场的产品而已。对共产统治下的人民来说，全家能在星期日下午看到这样一出电影，便是非常幸福了。
不过，剖析五十年代初期的一部小说里的一个共产党英雄所发的小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白日梦，并非我的重点。我只是借此证明这本小说对人民起码生活要求的渴望。二三十年代的小说，表面是批评传统的道德伦常，实则表彰人性的高贵，一些作家以痛陈时弊的手法，来表达他们对中国前途的深切关怀。这些现代作家显然毫无忌讳，敢说敢骂。而共产党统治下的作家，表面极力褒奖大公无私的英雄人物，实则在他想象社会主义的理想远景时，寄托了些自己心中尚隐藏的个人幸福美梦。他被迫放弃督导社会的责任，但他却不能完全抹杀人性的要求。
这位垂死火车司机所发的小资产阶级白日梦，同鲁迅把中国描绘成恐怖的食人国、沈从文的腌杀两岁孩子的讽喻之笔、老舍对传统社会「贤德妇人」之无情刻划相比，实在平淡无奇，想象力的表现显得庸俗。但假如说早期几位作家对社会的猛烈抨击，实出于一片苦心，希望能在这腐败的国家中，维护人的尊严，则杨朔在赞美共产党英雄之际，有意无意间加插一点对家庭和个人幸福的憧憬，这也正表示他还带有上述作家的现代精神。不过，中共作家任何对中国的描述，都只是被迫在传达党的路线。我们如果不记住这一点，不免要觉得他们对幸福的暗中向往十分可怜可笑了。
有人说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之一是“感时忧国”，作家的目光更多地凝聚在国家命 运和人民悲欢上。你是否赞同这种概括?联系自己读过的现代文学作品，特别是 本单元作品，作出你的判断并说明理由，与同学交流。
夏志清的批评者认为他错误地采用西方标准评判一个古老亚洲国家的作品。他们说，他努力树立的中国文学新标准受到他政治偏见的局限。他们问，他为什么如此轻视支持共产主义的左翼作家？他为什么如此不重视被很多人称为现代中国文学之父、深受毛泽东推崇的鲁迅？他为什么如此赞扬没有政治立场、当时相对低调的张爱玲？
“他忽视了这个事实：新中国不是不幸的意外，而是历史的必然，”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者A·C·斯科特(A. C. Scott)1961年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不过斯科特称那本书是个“很有帮助的指南”。
但是那本书具有不可否认的影响力。夏志清实际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同年他受聘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风趣而喜好争论的夏志清没有因为这些批评而退却。他辩称中国作家患有“中国痴迷症”，他们没有超越中国的边界，关注人类共同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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